王启云：高校图书馆工作热门话题的观察与思考

拜读《大学图书情报学刊》重点栏目“图情大家谈”约稿函之余，笔者认为这确实是很重要的革新举措，有助于刊物差异化发展，形成办刊亮点或特色，增强刊物亲和力和凝聚力。笔者特将本人科学网博客中有关高校图书馆工作热门话题的观察与思考梳理成文，主要聚焦7个话题：人员定编、馆员队伍建设、职业能力、用户信息需求、信息服务边界、信息素养教育和印刷型馆藏。

2021年9月1日，圕人堂（ 指圕人堂QQ群，群号为“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群。“圕人”包括图书馆员、图书情报专业教师和学生、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圕人堂周讯》综述一周交流信息，对圕人堂全体成员公开，同时亦对社会公开，2014年5月建群至今已发布386期。）部分成员参与了关于高校图书馆人员定编的讨论，提出的问题包括：“请问高校图书馆人员配置比例可有什么标准啊？”“有没有根据藏书、服务读者人数或馆舍面积为参考依据的？”这个话题在工作实践中关注度很高。

基于历史原因，图书馆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基本无标准可参照，多为各家各行其是。尤其是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二级机构，其有关图书馆职能、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等，少有章可据，尽管相关理论探讨的文字有不少，比如《高校图书馆的定编问题》^[1]《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现状与思考》^[2]等。

实际上，图情领域已陆续出台不少标准、规范，但很大程度上，并没能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给多少钱做多少事”或“给多少人做多少事”，还是一种常态。各级、各类图书馆的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存在事实上的差距甚至鸿沟。

特别是人力资源投入方面存在很大差距，根据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统计：“共有1259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2020年度在编工作人员数据。在编工作人员的总人数为40068人，馆均31.8人（2019年是31.5人），略有回升，中位值为22人，众值为10人，标准差为29.9人。各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的数量差异较大，馆均人数与上年基本持平。”^[3]在编工作人员十余年间的变化确实挺大，2010年馆均50人，之后年年下滑，2019年馆均31.5人，2020年稍有回升，馆均31.8人。

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高职（专科）全日制在校生平均规模为9298人，其中本科学校为13100人，高职（专科）学校为5904人^[4]。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校均规模 11982人，其中本科院校15749人，高职（专科）院校8723人^[5]。由此可见，2010年和2020年两个时间节点，高校学生数都有所增长，而高校在编馆员数缩减幅度比较大。

如果再从图书馆面积考虑，这些年各图书馆建筑面积基本是在增长的（个别馆是大幅增长）。“高校图书馆馆舍平均面积的变动，2006-2010年、2012-2014年呈轻微陡峭曲线增长趋势，2011-2012年呈缓慢增长趋势，2015年后呈先回落后增长趋势，表明高校图书馆的建筑面积已经从跃进增长期进入到平稳增长期。”^[3]

有人认为，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的减少是偶然中的必然，因为智慧图书馆来了。笔者以为，智慧图书馆在目前实际上是“自绘”图书馆。各自需要多少人，也是各自看着办。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在智慧图书馆方面是走在前沿的，2020年有204人(2019年为211人)。越是智慧图书馆，越是需要智慧。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特藏服务部，包括李政道图书馆、特藏服务、阅读推广三块工作。据《高校图书馆多元化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与实践——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为例》^[6]介绍，该馆的阅读推广工作组，学生力量深度参与其中。笔者进一步咨询得知，该馆特藏服务部工作人员有23人，而来自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和社团的80名成员深度参与若干工作，学校方面提供经费支持。该馆平台优势突出，这种模式下，图书馆是名副其实的实践基地、育人基地。与之相比，许多学校学生有学生的诉求，图书馆给不了学生想要的，因此活力不足。笔者以为，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智慧图书馆，较好地利用现代化信息设施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较为充分地发挥了馆员智慧及用户智慧。

2021年4月，笔者参加了“十四五”规划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发展与服务创新学术研讨会暨2021年ProQuest数字资源与图书馆技术交流讨论会，参观了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徐州工程学院图书馆，与诸多方面圕人有或深或浅的交流。馆员队伍建设方面，给我的触动较深，稍事梳理。

当前的业态环境下，各类新技术、新设施、新理念在图书馆领域得到应用与拓展，图书馆受到了种种冲击。图书馆承担的职能、图书馆内部机构设置是永远的Beta版。馆员队伍建设发生了系列变化。减员增效的理想与现实，理想很丰满，现实挺骨感。减员方面，主动也好，被动也罢，这些年图书馆工作人员缩减了不少。有的馆在编与非在编人员数基本持平。图书馆工作人员大龄化（平均年龄50岁左右），图书馆工作人员缺乏新鲜力量（多年不进新人，30岁以下很少甚至没有），具有图书情报专业背景的专业人员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增效方面，缺乏严格的评估，但“热闹非凡”，粗略的观测点是：馆藏量在增长，业务内容在不断拓展，服务用户数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概述为颇有成效，似乎不为过。

馆员队伍需要做什么？大致可以包括文献资源建设、读者服务及阅读推广、信息技术应用及拓展、学科服务、信息素质教育、学术研究与交流、管理规范与评估等业务。关于馆员队伍建设，囿于各种原因，许多馆可谓力不从心，各自在现有条件下或削足适履，或各显神通，积极进取。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让馆员各尽其能，各尽其材，各有所得，各有所获，可以说已达成较好的共识。只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若干环节“鞭长莫及”。部分原因是馆员作用并未能得到充分的彰显，相关方面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得先行解决。

馆员队伍建设存在缺乏科学规划、随遇而安、投机取巧等问题，于图书馆，于馆员个人发展，于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均是不利的；需要或期待的是随机应变、当机立断、脚踏实地，有所为有所不为，“知关节，得要领，把握规律，掌握节奏，举重若轻”。

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馆员，1999年入职至今，笔者一直在积极学习与思考图书馆职业能力及其相关问题。微观方面，是在寻求个人发展，结合工作实际，提升自身工作能力。宏观方面，是在努力增进对图书馆的了解，从相对简单处入手，循序渐进，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由表及里。学习与思考的旅程并不轻松。幸运的是，有诸多师友相伴相随，相互交流，相互探讨，相互促进，每每受益匪浅。

笔者的学习与思考，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一方面，我自己在不断求解为什么？该怎么办？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流逝，岁齿增加，我时不时地在试图解答相关咨询。这方面的学习与思考，不大可能一次性完成，通常是曲折的、反复的，甚至会是“剪不断、理还乱”，尽管如此，仍然需要有足够的热情积极应对。

关于“从您的角度来看，目前高校图书馆职业能力研究还有意义吗？”这一领域的研究，同其它领域的研究一样。研究始于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果能自成体系，自圆其说，且获得同行认可，那是高水平研究成果。只要存在问题，可以有无穷无尽的选题，可以多角度、多方法进行论证。做图书馆职业能力研究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

关于“在研究图书馆员职业能力发展课题过程中，是否有获得图书馆员担任硕导意向的数据？”准确的调查数据没有，但有过一些关注。图书馆员担任硕导，有这个条件或者机遇的人很少。单是有或有过图情教育的高校，这些年发生了不小变化，高校内部政策也在不断变化。我的朋友圈中有一些是担任或曾担任过图情硕导的同行，给我的印象是与激励政策密切相关。有些高校的相关政策是缺失的或者不够健全的，因此积极性不高。

在“IFLA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专业教育项目指南征求意见邀请函”中，“图书馆与信息科学（LIS）的基础知识领域”第八项“素养和学习”有这样的表述：“LIS专业人员必须具有全面的教学技能，以及支持面对面或使用其他媒体进行独立、非正式和正式学习的知识，包括设计学习材料、评估、教育技术、教学设计、课程计划、在线教学、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我认为用“必须”不如用倡导性质的“应该”，否则该要求似乎脱离了实际。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LIS专业人员，具备全面的教学技能者，为数并不多。

图书馆是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图书馆的业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中，将图书馆定义为“搜集、整理、收藏图书报刊等文献信息资料和为读者提供文献使用及参考咨询服务的文献信息机构，也是为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将“图书馆职业研究”定义为“将图书馆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职业进行考察与研究的学问。主要包括对图书馆的社会角色、基本职能、职业特征、职业道德规范与职业素质、与相关职业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图书馆职业能力同样是在发展变化的，需要不断调适，尽可能地馆人合一，和谐共存。作为个体的图书馆，某种意义上就是迷你版生态系统，在图书馆这一特定的空间内，生物（可以理解为图书馆工作人员、图书馆用户及图书馆利益相关者）与环境构成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整体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

图书馆职业能力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图书馆用户及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共同“给力”的，欲达到“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或多或少依然是事在人为。通常情况下，期待图书馆员（受过图书馆业务培训并专门从事图书馆业务工作的人员），尤其是专业馆员（具有学科知识或专业背景，受过系统的图书馆学专业训练，专门从事图书馆业务工作的馆员），可以有更好的担当和作为。

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理论上是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了解用户需求，因需而变，与时俱进，提供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或许算是一种理想图景。笔者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长期试图从多角度、多维度去观察与了解用户需求。用户需求是个说大就大、说小可小的概念。

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可以进行粗略的划分。比如：学生用户需求、教师用户需求；印刷型（纸本馆藏）文献需求、数字资源需求；学习类文献需求、教学类文献需求、科研类文献需求；正常教学周需求、高校周末及假期信息需求等等。有些场合是需要进一步细分的，这样有助于精准服务，提升服务效能。

高校图书馆通常会常年通过多种方式宣传与推广资源与服务，种种原因，效果并不理想。这一点，大多数高校馆存在类似的尴尬处境。用户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如果不是借助硬性要求（比如相关学院要求学生参与），参与的人数少得可怜。对于教师群体，有的老师认为有很多渠道获取我想要的资源，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对自己用处不大。实际不然，一所高校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方面，指导或帮助学生利用好本机构资源，善莫大焉；另一方面，本机构资源与服务，实际有不少对自己是有益的，有不少很可能属于自身不知道、没用过、不会用。对于学生群体来讲，对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与服务了解很有限，更为关注的是图书馆的空间资源（比如自习、阅览）。

笔者的角色，除了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访馆员、学科馆员、咨询馆员，也算是长期处于科研一线，亲身参与各种科研活动。作为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角色，我的体会是林林总总的数字资源，弄清楚有什么、怎么样用是有难度的，因此不管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没用过、不会用是比较常见的。数字资源利用绩效与许多因素密切相关。比如办学层次与办学规模、软硬件设施投入、教风学风、信息素养教育开展的数量与质量、专业馆员队伍，等等。作为科研用户角色，存在一些现实优势，会有一些便利，但同样会感受到需求未满足的“饥饿感”。有时想用的资料，原本理论上是很容易获取的，但是办公环境或家里的电脑，网速不给力、访问权限受约束、电脑不灵光，等等，这是时常会遇到的。工作实践中，经常会有用户将各种需求“甩”给我。有的是较为基础的，属于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可以自行解决的，我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告知方法，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我也知道，有些用户在乎只是有鱼就好；有的是较为特殊的，特殊的情状非常之多，小语种文献、特种文献、灰色文献、涉密文献、主题文献（需求不明确且宽泛），处理起来很费时费力，而且有些需求是无止境的，可能是跃进式的，比如按照有关版权法律法规，有些文献只可以提供章节，他要全文，有了全文，他要高清的文档、要支持OCR识别的。有的时候，试图解决一个小小的用户信息需求，背后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事与愿违，无功而返也是常有的事。

用户信息需求是动态发展的，有刚性需求，也有柔性需求，有长效性需求，也有即时性需求，有显性需求，也有隐性需求，有合理合法需求，也有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需求。高校图书馆，因为存在不同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办学特色， 所以其用户需求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本文的观察与思考，属于泛泛而谈，期待能够有助于增进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促进，让高校图书馆资源与服务更好地发挥作用，提升服务效能。

关于图书馆员服务内容的边界，笔者曾解答一位高校图书馆同行的咨询。高校图书馆同行问：“最近协助一个学院教授查找他撰写专著引文的出处，该专著已通过知网图书检测系统检测获取检索报告，其主要工作是把检测报告中标红的地方找到引文出处，但我发现中国知网图书检测报告中提供的出处很多来自网上百度百科、博文等非正式文献。我到读秀和超星发现数据库查找，发现也查不到，所以特向您请教，看看有没有好的方法和平台可以解决。”笔者答：“那说明其源出处很可能就是那些网络文献，该改写的应改写，该注明出处的应如实注明。如果确实引自图书类文献，作者宜优先考虑采用。对于现有数据库中未能找到的，自身应想办法去解决（比如逐一查阅纸本核实）。有些图书，知网的比对库中暂时还没有（甚至目前还没有被数字化），也同样应按照学术规范认真对待，否则存在隐患（若干年后被发现）。作者本人应高度重视。”高校图书馆同行：“我再与老师进一步沟通下，考虑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找下纸质文献，但查纸质文献目前还行不通，我们还没开馆，比较受约束。”笔者答：“那应该是作者自身的事情。一般情况下，作者可能是利用自身藏书，作者自行解决，相对省时省力。最核心的是：文责自负。作为图书馆员做服务，也是有边界的，不宜越位。供参考。”

关于免费数字资源服务的边界。图书馆具有资料保存与信息提供两大功能，面对日益高涨的免费数字资源需求，信息提供是有边界的。图书馆豁免权是指图书馆在特定情况下享有的以法定方式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免于法律追究的资格。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看，图书馆所享有的豁免权类型非常狭窄，仅限于为陈列或保存版本而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以局域网向位于馆舍内的用户提供数字化作品或者本馆收藏的特定作品的数字化形式；“避风港”规则下的链接、镜像服务等。除了自然资源，任何免费均是因为有人付费或付出了。很多高校师生认为图书馆资源是免费的，实际上，大多是机构名义付费使用。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他们的资源与服务是在有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之下，结合各馆实际（比如设备设施情况、服务能力）开展的。

关于电子书文献传递的边界。新书（尤其是教材）纸电同步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获取电子书的可能性也非常低。有少部分馆有做新书数字化加工，数字化后的馆藏，原则上仅限图书馆范围内（有时延伸至校园网IP范围内）。对于新书，读秀更多的是提供试读页（帮助宣传图书）及馆藏线索。比如有的书，若本馆已有纸质馆藏，且及时提供给读秀挂接了，马上就揭示出本馆有该书，该书在哪，是否可借。一般情况下，新书解决版权问题（数字化传播）会滞后一些。可以进行文献传递的，表示部分解决版权问题，否则是侵权的。关于文献传递的边界也一直处于探索中。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

实践层面，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所涉及的内容远不止上述方面。有的模糊，有的具体；有的宏大，有的细小；有的复杂，有的简单。高校图书馆之间的差距，与高校之间的差距总体上是相类似的。高校图书馆的办馆条件与办馆水平参差不齐，各行其是。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服务到什么程度？哪些工作是必做的？哪些是可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迄今为止，缺乏可资参考的信息服务工作质量评价标准或者相关服务标准与规范。一方面，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在科学研究中面临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有着种种关联；另一方面，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其目的是解决图书馆工作实践中的问题。期待相关理论与实践有着良性互动，拨云见日。

笔者这些年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并由此拓展，进一步关注图书馆从业者。图书馆“职业能力”“核心竞争力”“转型与发展”等方面，一直在观察，在学习，在思考。其间疑惑重重。比如“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思考过多少回。我自身所做所为，实际上属于越界的，是利用个人休息时间做工作方面的事情。此类服务偶尔为之还好，不大可能常态化、规范化、标准化。为什么“明知故犯”呢？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等角度罗列，简而言之，实质是因为无章可循，需要另辟蹊径。图书馆工作质量评价标准、服务质量标准、参考咨询业务规范等，相关文本有一些，因为种种原因，基本停留在纸面上，能够真正贯彻执行的规章制度不多。还有一个原因或许是，世易时移，新业态环境下受到种种冲击，难以“画地为牢”，积极谋求“有为有位”。

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工作者，我认为信息素养教育应得到应有的重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教育职能如何得到贯彻与落实？信息素养教育应是重中之重。

有高校图书馆同行吐槽：“高校文献检索课程，按照正常情况，应该是有一批人专职弄。我们一个也没有。我当前承担的角色，在好些馆是多人干的。我的核心角色是数字资源采访馆员角色，单单是这一块，多数馆至少1人专职干，而且工作量相当饱满。原因是按照相关流程规范，头绪纷繁复杂，常年有干不完的事情。我所在部门原来6人，今年减少2人，目前还在为找人犯愁。想要的人进不来，不想要的强塞。我上半年的重点是希望找到一位能承担信息素养教育（文献检索课）教学任务的，相对比较稳定的馆员承担起这块工作。之前数年高悬博士门槛招人，不可能招来人的。校内转岗本来也有挺好的，而且人家愿意到我所在部门，但种种原因进不来。”“吐槽”的背景是该同行与教师用户交流，该用户对图书馆提供的文献检索相关服务不甚满意。

“共有983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2020年度信息素养教育听课总人数数据，听课总人数为561.7万人，馆均值为5715人，中位值为4144人，众值是3000人，标准差为8701人。信息素养教育听课总人数最大值为185803人，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共有946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2020年度信息素养课教师人数的数据，信息素养教师总人数为10661人，馆均值为11.3人，平均1名教师需指导527名学生，中位值为5人，众值为2人，标准差为60.5人。有102所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师只有1人。”^[3]

《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738所，其中，本科院校1270所（含本科层次职业学校21所），高职（专科）院校1468所。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校均规模11982人，其中，本科院校15749人，高职（专科）院校8723人。

上述系列数据较好地反映了信息素养教育的尴尬处境。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经费投入，信息素养教师方面舍不得投入。有人会说，教学院系承担信息素养教育任务了，确实有个别教学院系有开设信息素养课程的传统。原因大致有：专业性较强，且有师资力量；应对专业评估等。笔者曾经在所在高校做过调查，开课班级为数不多，覆盖面很窄。压缩教学课时，信息素养课程属于率先被砍的。

信息素养教育需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与时俱进。种种原因，各高校对信息素养课程的重视程度大不同，早年不少高校图书馆设有文献检索教研室，近年陆续关停了。不少高校已不给具备信息素养教育能力的图书馆人员办教师资格证，已拥有教师资格证的图书馆人员不一定具备承担信息素养教育课程的能力（里边涉及多种情形，比如从教师岗转岗过来的）。许多高校对图书馆另眼相看，有诸多个性化的政策。

众所周知，图书馆的工作确实有一部分岗位是重复性的，对学术、学识和能力的要求不太高，但是还有一批岗位是需要相当高的学识、相当高的工作水平和能力的人来从事的。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高等学校应根据发展目标、师生规模和图书馆的工作任务，确定图书馆工作人员编制。”各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师资队伍应给予重视。信息素养教育这一职能，由高校图书馆承担是有一定优势的，有条件的高校图书馆宜进一步加强，不仅有意识地加强信息素养教育队伍的培养，还重视教学条件建设，比如建设具有满足教学需求的多媒体教室，提供一人一机教学实践条件，提供实习或见习机会等。

随着业态变化，高校图书馆印刷型馆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图书馆转型与升级，同样需要谋求高质量发展。

近期，教育部连续发布多个与高校图书馆印刷型馆藏未来发展态势密切相关的文件。2020年12月23日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年版）》，其中“生均图书（册/生） 定义：生均图书，是指某一级教育图书资源总量与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之比。图书资源总量包括图书及数字资源，其中图书是指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拥有的正式出版书籍；数字资源包括电子图书（包括与图书类似的出版物，如研究报告、会议论文集、标准等）、电子期刊（包括与期刊类似的连续出版物）、学位论文（包括本校原生的和付费购买的学位论文）及音视频（包括自建的和付费购买的音视频资料）。试用的数字资源、免费使用的数字资源、随纸本书刊所配的光盘以及非书资料等不作为数字资源计量；数字资源折合后计入图书资源总量，且所占比例最高不超过图书资源总量的40%。用途：该指标反映学校图书资源配备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和教育质量类指标。”

2021年1月21日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图书指标几乎没了，看附件，第一类针对一流大学的完全没有图书指标，第二类也就是一句模糊的话：“X3.1.1 教学经费、图书资料、校园网等满足教学要求情况；”

2021年1月27日发布了《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的通知，“（四）图书。生均图书不低于100册，可包括电子图书。”

修订版“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尚未见正式发布，但从近期几个文件看，电子图书纳入统计范围的发展趋势愈来愈明朗。具体标准如何约定，可谓备受瞩目。笔者与部分同行进行过一些交流，我的理解是：（1）未来一段时期，印刷型馆藏地位仍然居于主导地位；（2）图书、电子图书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有外延和拓展；（3）对于普通本科院校，电子图书纳入统计范围后，生均图书达标册数估计会有一定幅度提升；（4）印刷型馆藏建设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切忌唯指挥棒。

圕人堂成员就“关于对《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2021年）（征求意见稿）》提到的“生均年进书量”指标中的“当年新增图书量”，确实存在“歧义”，估计是指当年新增折合图书量。而折合图书是包含纸质图书量和折合数字资源量（电子书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同时可能得符合“电子资源经折算后计入折合图书总数。指标测算时，折合电子资源量不超过折合图书总数的40%。”当然，这仅仅是估计。笔者做这样的估计是认为一份文件应该采取一个标准，不然的话，需要予以特别强调。

高校图书馆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对照“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图谋以本科院校最低限度具体化，对于一所本科院校，假设其恰好为平均数，即5749人，“生均年进书量”3册，每本书平均为50元（实洋），那么需要236万元。假如可以折合图书来抵，生均年进书量至少需要1.2册，那么需要94.4万元。这么多假如都算是最低限度，实际情况不可能那么理想，也就是投入需要高出不少，无法达到基本办学条件要求的为数不少。

从数字资源采访馆员的角度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我国电子图书与电子期刊二者所处的发展状态是大不同的。当前，我国的电子期刊几乎均是纸电并存，只是纸本的印刷量缩减幅度较大，许多高校图书馆，印刷型学术性期刊订阅量较小，基本是以电子期刊为主。我国电子图书的发展受到了诸多制约，版权、管理与服务等诸多方面仍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学术性期刊用户主要是教师、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图书的主要用户是学生群体。虽然图书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仍是需要的。笔者自身每年会买数十册书，其中有部分可以获得数字化的版本，但数字化的版本是起辅助作用的。依照目前的发展态势，电子图书发展到电子期刊那么便利，短期内不太可能。电子期刊与电子图书本身还存在若干差异，阅读期刊，一定比例确实需要的只是某刊中的一两篇或稍多一些，阅读图书，一般需要的内容更为全面、立体。

关于高校图书馆印刷型馆藏，笔者的认识是：印刷型图书仍是图书馆的根基之一，已有的印刷型馆藏仍需要尽可能地善待，现在和以后，属于纸电并重时期，二者需要兼顾。当前，有不少高校图书馆随着新的政策文件出台，感觉如释重负，因为图书资源总量终于够了。如果高校层面也这么想，也认为自己“够够的”，高校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资源中心的信息服务职能及教育职能将会受到“二次伤害”（笔者将“缺经费”“缺馆员”“缺读者”的三重现实困境视为“一次伤害”）。

当前的图书馆业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图书馆从业人员在持续缩减，另一方面图书馆业务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职业能力边缘化，新型职业能力实际是外来的（外包或昙花一现），时髦的智慧图书馆吸睛，但大部分还是概念型的，与大多数图书馆及图书馆人相距甚远。近年，图书馆学教育规模在扩张，但与图书馆实践领域联系愈来愈弱，二者渐行渐远。图书馆学学子想进图书馆的门槛越来越高，很多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老龄化，多年不进新人。一个行当，如果缺乏新生力量驱动，不大可能会有多好的发展前景。当前借助新技术解决燃眉之急，实际上是一种敷衍。传统的职业能力实际上有助于提升我们这行的社会地位，那些东西大多并没有过时。比如：分类、标引、信息组织、信息检索、目录编制，等等。这些原本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核心能力所在，许多是真的不会或不屑于会。高校图书馆员职业能力发展是随着业态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变”与“不变”是需要明辨的。

引用本文格式：王启云. 高校图书馆工作热门话题的观察与思考[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1（6）：3-8.

本文转载自「圕人堂LibChat」，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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